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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牛津教授先是习惯性的想反驳，表示西方世界对东方并没有成见。

    但他稍微琢磨了一下，再想了想面前这人的身份，又觉得狡辩毫无意义。

    “这成见放不下。但单纯的以语言结构来概括东西方世界的差异，显得有点偏颇了。”

    陈锋摇头，“当然不能只说语言结构，不过东西方学者关于两种思维模式的文明差异解析已经写得很多，讲得很透彻了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一切现状都不能脱离历史孤立的下结论。”

    “不否认近几百年来东方的落后。但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场景，如果东方不曾落后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，东西方就保持高度信息互通。你觉得现在的世界会是怎样？”

    牛津教授想了许久，觉得想象不出来。

    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想答。

    陈锋笑了笑，“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更‘虚伪’的答案。我们甚至可以再去做一个问卷调查，我相信，80%以上的汉语母语者都会选同一个答案。如果东方不曾落后，世界会更好，和平也将不再是幻想，说不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已成真，人类现在已经很认真的琢磨着火星殖民的事了。”

    牛津教授：“那是你们在美化自己的人性。你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已。”

    陈锋摊手：“我先前与您分析了汉语和英语的快慢思维结构的差异化。你难道没意识到，具备快速思维的汉语母语者的世界观很难被别人塑造吗？我承认所有国家里主要流通的信息都有一定被系统化加工的性质。”

    “但快结构母语者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，每天获取到的信息面更大。实施信息加工的人的立场也不完全一致，所以哪怕我们接收到的依然是被加工的信息，但其加工方向是多元化且辨证的。”

    “在汉语的世界里，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可以精准的塑造汉语母语者的世界观。我们能有现在的民族自信，形成现在这样的世界观，靠的不是谁给我们塑造，而是我们已经传承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，以及我们每个人每天更主动的吸收的大量信息。”

    “汉语母语者的自信和自律，正源自其从小到大快速吸收的大量多元化信息。中华文明以搞建设而著称，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快就能完成基础知识积累，开始为社会和文明创造财富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的普通人的目光也能更脚踏实地的落足于眼前，而不是总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未来。相反，英语母语者明明应该更好的打算未来，现在却完全沉浸在超前消费的陷阱里，究竟是谁的错呢？”

    牛津教授表示不服，“如果东方领导世界，一样会有掠夺剥削和压迫。”

    陈锋：“掠夺的确是人类的天性之一。但实施掠夺的人不同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。一个擅长建设的文明，在掠夺他人时想的往往不是竭泽而渔，而是互利共赢。我们肯定也要吃大头，但我们会给被掠夺者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。”

    “在我们的模式之下，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财富是增值放大，而不是单纯的从A地区被转移到B地区。我们的剥削是良性的剥削，已经不能称之为剥削，而是共赢，又可被称之为可持续发展。”

    可怜的牛津老教授竟尴尬的发现，自己辩不过眼前这年轻人。

    他起初有些恼怒，但心情很快平复。

    这种时候，又是陈锋在学术界的江湖地位起到了效果。

    别人对他的话容忍度总会更高些。

    在补完汉语母语地区的问卷调查报告后，这位牛津教授的项目宣告大获成功。

    但他却并不开心，甚至拒绝了陈锋把调查样本进一步放大到一千万人的邀请，带着自己的团队回了国。

    陈锋倒也没故意拿腔拿调，很热情的把对方送上飞机，并表示星锋研究院也会成立社科类和经济学类的下属研究机构，再向对方发去了一份十分正式的加盟邀请函，礼节周到，无可挑剔。

    回公司后，陈锋一边扫着国际新闻，一边更认真的整理着自己的思路。

    虽然他在别人面前嘴很硬，各种吹捧汉语母语，但其实他也很清醒的认识到，自己作为文明领袖不能一昧的只看着别人的短处，忽略自身的弊端。

    自己考虑问题必须更辨证，更理性。

    其实两种语言各有优劣，也都有其诞生的必然性。

    无论何种肤色的人种间均无生殖隔离，人类共用一套基因体系，大脑结构也几乎完全一致，却在历史演变中微妙的产生了两大类截然不同的语言结构。

    只有一个原因，文明的本能需要。

    这本就是人类竞争本能的驱使。

    两种快慢程度截然不同的语言结构各有优劣。

    在慢思维的社会中，底层人民往往更比较无知。

    因为信息获取速度慢，以及信息获取的时间成本偏高。

    但从事学术类工作以及专业工作的英语母语者，可以用更多的累积学习时间弥补学习效率偏低的缺憾，并获得更牢固的知识体系。

    慢，则意味着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更多时间审慎的思考。

    在快思维的社会中，底层人民更容易获得基础的信息，民众的智力开化程度相对更高。

    但缺点是如果是非专业人员，快思维的人口的多方面知识架构并不牢固，俗称门门通样样瘟。

    因为快节奏的知识体系搭建得太快，根基不够牢固。

    汉语母语者学东西要浅尝辄止很容易，但如果要学问大成到无懈可击，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去巩固知识体系，慢慢夯实基础。

    用量子思维的角度去理解，便是快速建立的碎片化记忆小螺旋需要更多次重复巩固，才能形成更稳定的规律。

    这个重新夯实基础的时间，其实比英语母语者短不了多少，基本一致。

    可能有部分天才会表现出个体差异化，但陈锋会从更全面的整体框架考虑问题。

    因此在基本合格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层面，快思维的专家级学者占比更高。

    但在顶级知识分子的层面，快思维结构吃到的效率红利被吐出来了。

    目前全球顶级科学家中汉语母语者占比较低，甚至远低于五分之一的人口比例。

    对于这种差距，比较外在的说法是国情差别。

    因为快思维的主体——中国目前是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，并且在追赶的过程中始终需要面对慢思维社会构建的科学封锁线。

    在很多领域内的相对落后是客观事实，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。

    大部分出生在汉语环境中的学者必须先突破封锁线，才能获得真正的顶级知识，快思维的中国比慢思维的欧美多了一重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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