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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其次，你说乱世用重典，你举一个成功例子给我听听。汉朝是无为而治，唐太宗那更是慎刑少刑的代表人物。

    我朝宋刑统与唐律疏议一脉相承，只是加重对贼盗的刑罚，但看上去好像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。”

    此话一出，后面一群宰相，都面露尴尬之色。

    事实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确实好像没卵用，他们只能安慰自己，如果不用重典，可能更糟糕。

    赵顼、富弼倒是非常期待。

    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，但大家都没有太好的办法，难道你有？

    又听张斐言道：“在军阀混战年代，将重典用于行军打仗，这当然是可以得，但是用于治理乱世是万万不行的。”

    蔡卞问道：“为何？”

    赵顼、王安石、司马光他们也都非常疑惑地看着张斐。

    因为重刑慎刑之辩，也是目前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，有些人提倡重刑，但也有些人提倡慎刑轻刑。

    可也没有说，说的张斐这么武断，哪怕是提倡轻刑的，也是认为得与时俱进，不是反对重典治理，他们的依据是，国家都建设这么久了，不要再加重刑罚，而是应该向慎刑轻刑方向发展。

    而且你要否定法家之法，严刑峻法也是一个主要论点。

    只要你否定不了这一点，法家之法就有存在的意义。

    张斐道：“在乱世之下，法制败坏，必然会引起贼寇四起，处处都是违法乱纪之人，但是你们要明白一点，这不是大部分人所愿，他们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，你不抢人，就得被人抢，故而才走上这条路。

    如果人人都是生而为盗，那就不会出现法制之法，法制之法的概念，是捍卫个人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，不是李悝凭自己的智慧想出来的，如果人人都想为盗，那就不会出现这种共识的，重典也就更无从谈起。

    基于这一点，你若采用重典治世，那百姓就会想，我以前犯了法，你会不会清算旧账？而且恶习一旦成为习惯，一时半会也改不过来，这顺手一捞，可能就是死刑，你说他是会去自首，还是会上山为贼？

    这就会出现秦国的情况，秦国的严刑峻法，已经是登峰造极。那你们认为是秦国治安好，还是贞观时期的治安好？”

    “贞观时期。”上官均回答道。

    后面的士大夫们也是频频点头，他们当然是喜欢唐朝，不喜欢秦朝。

    别看玄武门之变的黑历史，有违儒家道德，但唐太宗就是后世儒家最喜欢的皇帝。

    竖立榜样，首先得找一个成功者，这是最基本的，宋襄公也仁义，但儒家很少提他。

    唐太宗不但武功强大，文治也强，再这么一渲染，基本上就是儒家心中完美君主。

    至于说李建成么，儒家也没有说不闻不问，自唐朝之后，嫡长子即位是儒家非常坚持的。

    因为在唐朝嫡长子即位，都已经成为一种逆袭，那武则天都是一个次女。

    拿贞观去压制秦朝，他们当然不会反对。

    “正是如此。”

    张斐道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更何况有些违法行为，都还是天灾所至，那你面对的就是死路一条，就人性而言，只要有机会肯定会落草为寇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

    秦朝的严刑峻法，很快就导致满山都是贼寇，自秦孝公到秦始皇，这秦人渐渐明白一个道理，首先，千万别违法，其次，只要违法，就立刻跑路，当强盗去。”

    蔡卞就问道：“轻刑可治乱世？”

    “这是唯一的答案。”张斐非常肯定地说道。

    蔡卞一愣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    “我再重申一遍，法制之法是个人捍卫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。既然是一种共识，它就会有自我恢复能力，当大家都知道，法律已经恢复，我种田不会再天天有人来抢，大部分人就会回去种田，不会去当草寇，当良民成为多数，草寇就会变得更加虚弱。”

    “依老师之意，官府是什么都不要做，用老子的无为而治。”

    “玄机就在这里。”

    张斐道：“我方才说行军打仗用重典，这是可以的，且自古以来，对军队纪律的要求，一定是高于普通百姓的，这是一个常识。

    为何？因为他们有兵器，他的专业就是杀人，他们非常强大，军队一旦作乱，后果是不堪设想，这一点相信我朝是最有体会的。”

    不少人纷纷点头。

    宋朝就是从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了，对于将帅管控，已经严到快要自废武功的境界。

    司马光一看，这情况不对，大家不是来吵架的吗，怎么他说什么，你们还都赞成？

    这难道这就是说他们的话，让他们都无话可说？

    张斐又继续言道：“同理而言，官员呢？官员手握权力，那么对官员的要求，必然也是要高于普通百姓的。

    但是重典是往往伴随着强权，是要给予官员极大的权力，以及极少的束缚，这是不是本末倒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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