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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儒并不傻，但大儒很难在仕途上取得如同他们在学术上的高度，正是因为他们开创学术的优点，被他们原封不动的搬到了仕途之上之后，便都变成了他们自身的缺点。

    所以才使得他们在仕途之路上步步维艰，走的是极其艰难跟坎坷，完全无法达到他们期望的那般高度。

    实践跟理论永远是两回事儿，但两者之间却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通过实践可以总结出一条真知，通过理论得到的依旧是理论支撑下的理想。

    做学问可以为所欲为，文人书生的气节风骨在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，可以让他们在书中自有的表达着他们的观点与理念，但凡与他们背道而驰的，那么也可以凭借他们学术的成就与高度，把不同的声音打压为伪学、旁门。

    更为重要的是，文人求真求知的迂腐态度，或者是坚韧、执着的态度，可以让其不知疲倦的学术上做着大胆的畅想，或者是依靠着自己的悟性，来对人心人性作出他们的见解。

    但显然，气节风骨也好，执着坚韧也罢，在开创学术的过程中，会成为一把有利于自己的利刃，但若是在仕途上，那么就会变成一把只会伤己的利剑。

   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与坚持，每个人也都会有固执的一面，大儒把自己在学术上无往不利的原则与坚持精神，原封不动的带到了仕途之上，坚持他们自认为的真理，而后跟那些圆滑世故、城府深沉，以变通为最大武器的政客来争斗，其下场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分出了胜负。

    能够达到像史弥远、留正等人这般高度的臣子，甚至是能够做到一州一县这般，手握实权的官吏行列当中，真正的文人则是少之又少，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理想与现实四个字而已。

    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，理想存于书中，现实来自世俗，每一个能够做到实权在握的官员，都有着能屈能伸、不怕打脸、不怕漏丑的最基本的精神。而这些，恰恰是大儒所不具备的。

    不管是在书中还是在现实中，对于一个个以专家、大儒等等所谓权威来说，最怕的只有两个字：质疑。

    权威最怕的就是打脸，最怕的就是被人质疑，从而也就形成了……你敢质疑他，他就敢骂你的可笑逻辑，但就是这种可笑的逻辑，在华夏民族的几千年历史中，却能够一直存在，甚至在后世还越演越烈。

    宋朝更是一个讲究气节风骨的朝代，文人的风骨与气节，再加上朝廷那重文抑武的策略，弱宋之名其实一点儿都不冤。

    不管是打仗还是治国，气节与风骨显然都不可取，但在宋廷的众官员中，在北伐之战中，便有着太多的文官强迫着武将高举气节风骨的旗帜去打仗。

    风骨气节可以使人青史留名，这更是使得一些大儒，甚至是文人书生都愿意紧抓风骨气节不放的原因。

    岳飞的风骨气节，使得人们记住了满江红，文天祥以绝命诗：孔曰成仁、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、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而今而后、庶几无愧。从而使得自己青史留名。

    但若真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，审时度势之余，气节与风骨便会立刻被他抛之九霄云外：命特么的都没有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忠诚跟理想？

    风骨气节适宜于愚民之策，一个鼎盛稳定的王朝时代，风骨气节必须存在，需要有一群满怀一腔热血的百姓，来铸就一个盛世。需要一群风骨气节的权威来……带节奏。

    倘若都像政客一样城府深沉、世故圆滑，事事都看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当这样一个王朝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，岂不是都得往后缩？到头来皇帝会发现，自己不知不觉竟然被推到了最前面的位置。

    “好话坏话这都被你说了，像朱熹这般岂不是左也不是、右也不是？”钟晴听的有些头脑晕乎乎的道。

    叶青一连三天都没有去回朱熹的那封信，只是一直放在桌面上，让钟晴有些弄不明白叶青的意思，所以当她询问时，叶青便长篇大论了一片，连他自己都差点儿被绕进去的所谓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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